对家族文化脉络的内部挖掘，让这个故事变得更具东亚家庭的底色。通过新的故事线加入，王沐也试图将CODA的处境诠释为家庭内部两种文化的对抗，“这种文化对抗是持续的、永恒的，会一代代传下去。”
而在新的主线故事加入后，原本电影中女主的音乐梦想线被有意弱化，故事最终停在了女主前往北京寻找音乐梦想，而不是像其他版本那样实现了在音乐考核中的逆风翻盘，王沐说，“我不觉得生命力一定要靠成功的结果来体现，而要靠勇敢地走出去。”
界面文娱：你是什么时候接触到这个项目？
王沐：2023年我看到法国版《贝利叶一家》，就觉得很有意思，思考能否进行改编，当时美版《健听女孩》应该还只有预告片。
界面文娱：吸引你的点是什么？
王沐：人物关系很有意思，对于文艺类叙事作品而言，人物关系可能是最重要的，拍电影也是在拍人物关系。
我一直很喜欢并关注家庭题材。因为家庭是社会最小单位，是一个能以小见大的载体。看到这个题材时，我才知道听障家庭中听力正常的孩子，是两代人无法沟通的极致外在表现，很适合作为承载内容。
此外，一个人如何找到自我也很打动我，这也是我们改编过程中很看重的，我们的改编可能和原来的两个版本不太一样。
界面文娱：有了法版和美版之后，你当时觉得这样一个故事能在中国落地吗？
王沐：那段时间很巧，我接触了一些聋人戏剧工作坊。我的一位好朋友也是《独一无二》的联合编剧，她还是女性监制，带领着一群真实的聋人，这些聋人年龄各异，也都不是专业演员，对他们进行培训，让他们用自己的方式表达，最后呈现出一台舞台演出。
我全程从侧面关注着，也结识了里面很多朋友，这些朋友在不同阶段还来帮助我们进行剧本排练。在这个过程中，我觉得它是一个放之四海皆准的故事，能在中国落地。
界面文娱：真正改编时，改动大吗？
王沐：我觉得这不是改动大小的问题，就像片名一样，最重要的是让它成为独一无二的存在，而不是简单复制，它会有自己的人物、命运和价值观。
界面文娱：《贝利叶一家》和《健听女孩》中的角色职业分别是农场主和渔民，当来到国内，几个主要角色的职业设定是怎么做的？
王沐：之所以把主要角色的职业设定在餐厅，是因为项目前期我去过宋庄一家以聋人为主要群体的餐厅。餐厅老板是经常拍摄聋人题材纪录片的导演，我们聊了很多，他分享了自己的人生经历、拍摄纪录片的故事以及见过的人。在那个餐厅我获得了很大慰藉，觉得这个环境很棒，就想融入到电影中，所以把角色家庭的职业属性改成了经营餐厅。
这样的设定会更有市井气，也充满蒸汽腾腾的温度。因为餐厅大部分服务人员都是聋人，来自五湖四海，所以第一稿剧本写的是群像戏，餐厅里有各地来的聋人，他们面临不同处境，还共同帮助这一家人保住餐厅。但很快我就舍弃了这个方向，重新聚焦在这一家人身上。
界面文娱：改变方向是担心太发散了吗？
王沐：我觉得在现在这三个聋人身上就能承载收集到的素材和观察到的情况，不需要让众多角色不断出现，让电影看起来像是在单方面关怀他们。我更希望电影与他们是平等对话，以平视视角呈现，所以最终聚焦在爸爸妈妈和哥哥这一家三口，他们身上有不同影子，能通过我们前期的采风了解到不同的处境。
界面文娱：为什么没有把哥哥放在一个比较独立的故事线？
王沐：因为他现在的职业也是我们经过调查和采风之后的一个结论。新一代的聋人选择空间更大，不再单纯只能干苦力或者做收入微薄的工作，他们也能有自己的特长，比如我认识专业做摄影师的聋人，还有从事手工制作、奢侈品维护的聋人。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展现聋人新生活形态的可能性。
界面文娱：这也是你说的“更平视”的感觉。
王沐：确实如此。而且除了这些，角色还有一条核心线，即一个听障男孩向听力正常的女孩追求爱情。我觉得这是一种勇敢的表现，他没有把自己看得低人一等。在爱情面前，他认为人人平等，追求爱情的态度也是平等的。
界面文娱：这样改动担心会减弱故事的冲突感吗？比如原故事里，女孩的家庭设置更贫困，更需要被女孩拯救。
王沐：我觉得一个故事在不同环境里应该有不同的基调。在我们的环境里，如果是过于底层、苦难的贫困家庭，反而会影响我们对故事的理解和看待方式，可能会让我们的视角变得片面。
界面文娱：是不是也考虑到不能消费弱势群体的苦难？
王沐：这一点我肯定是有考虑的。我看过一本类似官方教材的书，里面对聋人群体的定义是将他们看作一个民族，而非特殊群体，因为他们有自己的语言和文化，具备民族的一些特征。
这本书给我很大启发，让我意识到我们不应该站在所谓特殊群体的角度去看待他们，“特殊群体” 这四个字本身就带有一点傲慢。
界面文娱：有没有去特定区域或者机构采访调研？
王沐：我没有特意去特定区域。首先会去找像米娜餐厅这样的地方，而且我有朋友做聋人戏剧，他们会介绍一些聋人戏剧的参与者给我认识并聊天，我们的手语指导也有很多聋人朋友。所以这是一种比较发散的接触，并非集中在某一个地方。
界面文娱：电影有两处静音镜头，一是音乐表演时，一是刚开始争吵和与顾客交流时，可能比美版的静音镜头更多。
王沐：这两处是比较显著的，爸爸扶琴键和喇叭的时候也有一点静音处理。第一次出现静音设计，是要凸显妈妈这个角色能看懂唇语，因为看懂唇语是聋人群体一个很重要的特征。
这个场景里体现的他们对世界观察单向度的观察和执拗，也造就了妈妈眼里不容沙子的性格，因为聋人常被说成是骗子，这对他们来说是很敏感的词汇，所以喻延没告诉家里人自己去录歌，回来后妈妈才会那么不高兴，这是有文化根基且前面有铺垫的。
对于音乐方面的考量，从一开始我就更希望音乐是能够让聋人感知到的。我观察到很多聋人家庭会去KTV，把音响开得很大，跟着震动跳舞，虽然听不到旋律，但触动是一致的，他们跳舞的节拍也和正常人一样。
一些音乐节以及聋人蹦迪活动，聋人都会用用新设备绑在身上接受音乐信号，设备会震动。比如妈妈跟喻延跳舞时，她握着小音箱能感受到震动并跟着跳舞。聋人是可以享受音乐的，虽然享受的不是具体音符和旋律，但情感是一样的。
所以电影里喻延原创的这首歌相对复杂一些，不像原来两个版本只是抒情表达，它容纳了家里人的声音，希望是家里人一起参与完成的。那一段蒙太奇采样回来后，更偏电子舞曲，低频震动更强，所以父母和哥哥扶在喇叭上时能感知到震动。我希望亲人能够感知、触摸到音乐的形态，这是很大的突破，所以在那里我们也做了一点主观化处理。
